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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侵犯商業秘密罪的主觀方面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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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找法人

    [摘要]商業秘密作為知識產權的重要種類,在立法中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關于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犯罪主觀方面,學界多有爭議。從立法科學和立法技術出發,應該否定存在過失侵犯商業秘密罪。而對于第三人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主觀要件中的“明知 或應知”的認定,則是綜合各種客觀事實的一種訴訟證明手段。

     
    北京神州明達
     
    一、關于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立法
     
    知識產權是基于人的創造性智力勞動成果而產生的一種法律上的專有權利。傳統的知識產權只包括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商業秘密出現在知識產權的保護視野中。1993年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一次闡明了商業秘密的內涵和本質特征。該法所稱商業秘密,是指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經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1997年刑法典在侵犯知識產權罪一節中,將這一法條直接移植過來,在此基礎上規定了侵犯商業秘密罪。
     
    針對侵犯知識產權罪在實踐中存在的缺乏可操作性、沒有具體的定罪量刑標準等問題,2004年和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兩次頒布了《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調整了侵犯知識產權罪的起刑標準,對易引起異議的術語如相同的商標、假冒他人專利、以營利為目的等概念做了明確的解釋,其中也對侵犯商業秘密罪中的“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和 “造成特別 嚴重后果”這些司法認定中容易模糊的標準進行了界定,但該司法解釋仍然側重于對傳統知識產權的保護,對商業秘密保護涉及不多。特別是對于學界爭議較大的侵犯商業秘密罪的主觀罪過形式并無明確解釋,這不能不說是立法上的缺憾。
     
    二、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罪過形式之學說交鋒
     
    我國刑法第219條規定了四種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方式:(1)以盜竊、利誘、脅迫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2)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以前項手段獲取的權利人的商業秘密;(3)違反約定或者違反權利人有關保守商業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業秘密;(4)明知或應知前款所列行為,獲取、使用或者披露使用他人的商業秘密。學者們一般將前三種行為方式稱為直接侵犯商業秘密行為,而第四種行為方式則稱之為間接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或稱第三人侵權行為。在商業秘密的保護中,第一人是指商業秘密權利人;第二人是指以不正當手段獲取他人商業秘密或者違背保密義務披露他人商業秘密的行為人;第三人是指從第二人處獲取他人商業秘密并加以使用或者繼續披露的行為人。
     
    對于侵犯商業秘密罪的前三種行為方式,其主觀罪過無疑是故意。而對于第三人侵權行為的主觀罪過是否包含過失的問題,持肯定說的學者認為,第三人侵犯商業秘密罪的主觀罪過方面既包括故意,又包括過失。其中,在“應知”的情況下,構成本罪的,可以認為是一種疏忽大意的過失。而持反對說的學者則認為,本罪中的“明知”和“應知”都是故意,“明知”是一種惡意狀態,“應知”是一種推定故意的主觀狀態。另有學者持猶豫的態度,認為從多數國家、地區的立法例看,尚未見到對過失侵犯商業秘密行為論罪的規定,能否就此認為我國刑法設立了處罰過失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立法尚有疑問。對此問題,認為第三人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的主觀罪過只能是故意,而不能是過失。理由如下:
     
    (一)從刑法謙抑的價值取向出發,知識產權犯罪作為法定犯,不宜對其主觀犯意過于苛責。只有在故意的情況下,才宜作為犯罪對待,過失行為則通常作為一般違法行為處理。對于過失的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可以通過民事、行政的手段予以補救,輕易動用刑罰,有違刑法的謙抑性。
     
    (二)從刑法人道主義出發,民法中有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原則,刑法作為法律保護的最后一道屏障,打擊面更不宜太寬。刑法第219條第一款第三項規定了通過正當途徑持有商業秘密的人違反約定義務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也構成本罪,對這類 “合理持密人”,第三人難以從表面判斷其所提供的信息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商業秘密,這時的第三人是善意還是惡意殊難判定,刑法不加區別地將之一概而論,有悖人之常情。
     
    (三)從立法原則出發,刑事立法以懲罰故意犯罪為原則,規制過失犯罪為例外。過失構成犯罪的,須有法律明確規定。我國刑法分則各個罪名是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予以確定的。如果一個條文對應的行為的主觀罪過既有故意又有過失,則確定為兩個罪名,例如刑法第398條規定的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和過失泄露國家秘密罪。
     
    (四)從立法平衡出發,刑法第219條將第二人的行為與第三人的行為分開規定,其目的在于對直接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與間接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區別對待。 
     
    (五)從刑事訴訟成本出發,過失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難以 調查取證,更何況是第三人過失的間接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追究其刑事責任得不償失。
     
    神州明達
     
    二、“明知”與“應知”之辨析 
     
    綜合以上理由,現階段將過失侵犯商業秘密行為入罪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但在刑法相關條文沒有修改以及新的司法解釋沒有頒布之前,我們有必要從注釋刑法學的角度,對于刑法第219條中規定的第三人侵權行為的“明知或應知”的主觀罪過形式作出辨析。 
     
    刑法總則與分則都有包含“明知”一詞的條文規定,在故意犯罪中,“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是必不可少的認識因素。而在分則的不少條文中,也明確強調了“明知”是定罪的前提。例如刑法第214條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以行為人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為成立條件。在眾多關于“明知”的規定中,都涉及到行為人對于行為對象特殊性的認識。由于行為對象是特定的,行為人對此必須有認識;如果不具有明確的認識,就不可能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會發生特定的危害結果,就不會存在犯罪故意。因此,“明知”可以理解為“明明知道”。但是由于“明明知道”是對行為人內心狀態的反映,而行為人往往出于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借口未被明確告訴而沒有“明知”,試圖逃避懲罰。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對“明知”的認定除了依靠行為人的口供之外,還需要根據客觀實際情況予以推定。
     
    具體到本文所論侵犯商業秘密罪,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釋義》對第三人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解釋,該條所稱“明知”或“應知”是一種客觀上的預見性,不以違法者自述為準。這一解釋引入了客觀推定標準,防止行為人以自述不知為辯解,試圖掩蓋其客觀上知道行為性質的事實。而基于法律體系的統一性,刑法對其他法律具有補充調整的作用,其在相關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上應該有著共通之處,相應的立法意圖也應該具有承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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