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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業秘密等知識產權的刑事附帶民事有關爭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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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作為一項訴訟制度,是有關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賠償范圍、提起和審理程序等問題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的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相對于獨立的兩個刑事和民事訴訟而言,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審判效率,節約司法成本,有利于維護被害人的經濟利益。同時,刑事附帶民事制度從根本上否定了“打了不罰,罰了不打”的陳舊觀念,對打擊和制裁犯罪活動起了積極作用。而且也有利于保證審判工作的統一性,將刑事和民事兩個單獨的訴訟統一在一個案件中由同一審判組審理,保證了對案件事實的統一性,避免因不同審判組織分別審判可能對同一違法行為得出不同的結論。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商業秘密等知識產權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卻出現不少爭議之處,值得我們研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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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部分法院審判實例與對法條的理解上,不認可知識產權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試行)》的通知(京高法發[2009]226號):“1、附帶民事訴訟的受案范圍如何確定?答:法院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受案范圍,應只限于被害人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行為侵犯和財物被犯罪行為損毀而遭受的物質損失,不包括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的物質損失。附帶民事訴訟賠償只限于犯罪行為直接造成的物質損失,不包括精神損失和間接造成的物質損失。”從字面意思上理解,只有被毀壞而造成的直接物質損失才屬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中,知識產權的侵權損失明顯不在其中。在(2006)石刑初字第567號沈久春侵犯著作權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提起刑附民程序,后被北京市石景山區法院以不符合刑附民范圍,駁回起訴。而在(2007)沈刑二終字第259號蘇東嶺等侵犯商業秘密案中,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原審在刑事判決中作出民事賠償和財產處分的裁判,沒有法律依據應予糾正。其中,本案不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簡稱《規定》)第一條第一款規定的附帶民事訴訟的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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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另一部分法院審判實例則認可對知識產權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根據《刑訴解釋》第一百三十八條,“被害人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物質損失的,有權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其字面上并沒有限定為直接損失。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的(2006)陜刑二終第50號裴國良侵犯商業秘密案,判決裴國良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并在判決中對原告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一并作出了處理,判令被告停止侵權行為并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1782萬元。而(2017)陜刑終29號婁斌犯侵犯商業秘密罪一案,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訴法》及司法解釋規定,被害人對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有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這兩件案例均是在高院層級對知識產權刑附民程序的肯定及支持。
     
    3.對策與建議。
     
    從根本上,全國人大及常委會和最高人民法院作為最高立法和司法機關應當盡快立法或釋義,針對目前存在的爭議明晰糾紛確立統一標準。明確商業秘密等知識產權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適用范圍,對處理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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