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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的認定與立法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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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摘要]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是根據法律所規定的認定侵犯商業秘密犯罪主體的多重法律認定的。我國刑法規定的商業秘密罪的構成要件缺乏科學性,以客觀損失“量”為基點確認罪否的立法模式,在商業秘密犯罪中是完全不適宜的。這種立法模式在違法與犯罪的劃分上不科學,導致在實踐操作中商業秘密犯罪的認定極為困難。應借鑒商業秘密法律制度較發達國家的經驗,通過制定商業秘密專門法規,以附屬刑法形式明確罪與非罪的界限則更具有現實性與有效性。
 
神州明達
 
我國頒布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0條規定,所謂商業秘密“是指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經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 ” 
 
一、對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的認定
 
1.關于商業秘密范圍的問題 
 
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8條第3款規定:“商業秘密是指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經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具體講,我國法律將商業秘密限定為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其保護面較窄。而且對于技術信息、經營信息理解往往因部門或人而異,導致處理上的差異,對商業秘密所有權人保護不力。但得知一則技術信息或經營信息必須具備三個性質才能構成商業秘密:一是保密性。即商業秘密在客觀事實上尚未被公眾所知悉,沒有進入公知領域。二是新穎性。即商業秘密必須達到一定水平的新穎性和顯而易見性,在較長時間內不易被他人總結、掌握的不能認 定為商業秘密。三是具有實用性并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實用性是指商業秘密作為切實可行的技術信息、經營信息,必須達到一定的水平,能夠解決生產、經營過程中的現實問題。商業秘密用于生產經營后能給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它既包括顯示的經濟,也包括潛在的競爭優勢,這是商業秘密的實質所在。
 
2.關于侵犯商業秘密犯罪主體的多重性
 
商業秘密不是一種絕對的專有權,不具有絕對的排他性,掌握相同或近似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的商業秘密并非就是侵權或犯罪。商業秘密權利人以外的人,可以通過開發研究等多種形式取得商業秘密,因而正確界定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的主體就有一定的難度。一是從主體屬性上,主體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二是從時間上,可以是先后分別掌握同一商業秘密的主體,也可以是同時掌握同一商業秘密的主體;三是從與權利人的關系看,可以是權利人本部門的職工,也可以是與權利人有合同關系的相對方,還可以是與權利人無關系的第三人。
 
3.關于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的法律適用 
 
我國《刑法》219條規定:有下列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之一,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一是以盜竊、利誘、脅迫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的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二是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以前項手段獲取的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三是違反約定或者違反權利人有關保守商業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其掌握的商業秘密的。明知或者應知前款所列行為,獲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業秘密的,以侵犯商業秘密論。
 
二、完善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立法的界定 
 
根據我國刑法分則第219條的規定,侵犯商業秘密罪屬結果犯,是否存在犯罪未遂形態,能否對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的未遂追究刑事責任,在理論界是有爭議的。一種觀點認為:無論是犯罪的既遂還是未遂都是在行為人具備犯罪構成主、客觀方面的全部要件的基礎上進行的,缺任何一個要件,不能成立犯罪,也無所謂犯罪的既遂或未遂。依照這種觀點,對于著手實施侵犯商業秘密但實際損害結果未達到法定的“情節嚴重”程度的行為是不能追究刑事責任的。另一種觀點則認為: 刑法分則規定的是以實行行為中心的罪既遂的構成,是一般的犯罪構成。犯罪的未遂則屬于犯罪的特殊構成或修正的構成,它以刑法分則相應的一般構成為基礎,由刑法總則的有關規定為補充。依據這種觀點刑法219條規定的是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的既遂形態,對于著手實施侵犯行為卻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可以依據刑法總則的有關規定和分則219條的規定以犯罪未遂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長昊商業秘密律師傾向于第二種觀點。因為依照第一種觀點,犯罪未遂就沒有存在的依據與可能性了。當然,在現有的立法模式下以犯罪未遂追究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是十分困難的,只有那些指向價值較大的商業秘密、一旦得逞會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行為方可適用,這種模糊性的標準顯然是很難操作的。因此,實踐中,公安機關與法院對于侵犯商業秘密未遂的案件一般是不予受理的。
 
我國刑法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的構成要件缺乏科學性。按照刑法第219條的規定,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在客觀上要求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但以非法手段獲取商業秘密的行為,如果行為人不使用、不披露,只是自己持有,該商業秘密仍處 在秘密狀態,無論如何不會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 因此,單獨以第219條第1款第一項規定的行為構成犯罪的情況幾乎不可能發生。該條第2款規定的“以侵犯商業秘密論”的“獲取”行為,如果行為人不使用、不披露,同樣不會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梢?,將非法獲取行為與非法使用、非法披露行為并列分別作為構成犯罪的行為要件是不妥的,在構成要件上缺乏科學性。 
 
以客觀損失的“量”為基點確認罪否的立法模式。如果說在專利犯罪與商標犯罪中有一定合理性,在商業秘密犯罪中則是完全不適宜的。商業秘密之價值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信息的秘密性,一旦信息被非法獲得或被披露,即使該信息未被他人使用,其權利已受損或完全喪失。從客觀角度分析,商業秘密犯罪損失的計算也是較困難的,是已顯現的直接損失、可得利益的喪失還是犯罪嫌疑人使用他人商業秘密的獲利,理論與實踐不一致。
 
由此可見,這種立法模式在違法與犯罪的劃分上不科學,導致實踐操作中商業秘密犯罪的認定極為困難,借鑒商業秘密法律制度較發達國家的經驗,通過制定商業秘密專門法規,以附屬刑法形式明確罪與非罪的界限則是更具現實性與有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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