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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試談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立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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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分析了完善侵犯商業秘密罪立法的根據,闡述了應遵循的立法指導思想和原則,提出了完善該罪的立法構想。
     
    新《刑法》設立了侵犯商業秘密罪,為我國懲治商業秘密犯罪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 ,在我國商業秘密犯罪的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北京神州明達
     
    一、完善侵犯商業秘密罪立法的根據
     
    (一)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罪名缺乏法定性,不夠明確化
     
    罪刑法定原則是近現代刑法中的一項基本原則,“它的實質是罪與刑的明確化、規格化和法定化”。在刑法修訂過程中,盡管罪名問題頗多,法定化的呼聲較高,但立法上終究未確立罪名法定。其直接后果是將立法成本轉化成了司法成本,即通過司法解釋加以界定。由于司法解釋本身的痼疾 (如解釋主體的多樣性等) ,有可能導致罪名偏差。具體到新 《刑法》關于涉及商業秘密犯罪的第 219 條而言,學理上大多數認為它的罪名是“侵犯商業秘密罪” ,也有人認為它的罪名是“竊取商業秘密罪” ,“泄露商 業秘密罪”和“以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商業秘密罪” 等。這種分歧現因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得到了解決,即統一認定為“侵犯商業秘密罪”。但是,“嚴格地講,由司法機關規定罪名,是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精神的,因為那樣做,實際上司法機關行使了部分立法權 ,超越了權限范圍。
     
     (二)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犯罪構成不確定
     
    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罪過形式不確定。新《刑法》沒有落實部分過失犯罪法律明定原則,這就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部分條文罪過性質的理解,侵犯商業秘密罪也概莫能外。有人認為侵犯商業秘密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也有人認為故意和過失皆可,可謂見仁見智。這就必然要影響到司法實踐中對法條的適用,也將混淆罪與非罪的界限。正如茲洛賓和尼基福羅夫所指出的:“設計刑事立法總則和組成分則條文的罪狀,第一 ,不容許用抽象得出證明主觀方面成分的實際可能性 ; 第二 ,顯然應當力求表述這些成分的概念最大限度的內容充實、明確。否則 ,必然會破壞法的特點,而根據其內容和功能準確地適用刑事法律規范則會成為一種偶然。 ”二是“重大損失”和“特別嚴重后果”的標準不確定。根據新《刑法》第 219 條規定,侵犯商業秘密罪是結果犯,因此,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就成為構成本罪的標準,但此標準如何界定,刑法沒有作出明確規定。而對造成特別嚴重后果,刑法也沒有作出明確規定。這兩個標準的不確定使法官定罪量刑缺乏具體的法律依據,難于操作,從而直接影響本罪的定罪量刑。
     
    (三)刑罰的設置不夠完善
     
    其一是刑種的設置不全面。從新《刑法》規定看,侵犯商業秘密罪的刑種包括拘役、有期徒刑和罰金,缺乏資格刑。而侵犯商業秘密犯罪作為一種經濟犯罪,在很大程度上與犯罪人的職業或營業活動有關。
     
    其二是刑種順序設置不合理。該條將罰金置于有期徒刑、拘役之后,即表明,侵犯商業秘密罪,首先考慮的刑種是有期徒刑,其次拘役,再次罰金。而對于侵犯商業秘密罪而言,犯罪分子唯利是圖,如果對于犯罪情節不是特別嚴重的犯罪分子 , 處之以幾倍于犯罪所得的罰金 , 將足以控制其再犯罪傾向 , 比處有期徒刑弊少利多。
     
    其三是罰金的數額不明確。法國學者保曼認為,罪刑法定要求在明示可罰的行為類型的同時,更要求刑罰的種類、分量、明示可罰性的程度。秘密罪沒有規定罰金的具體數額,這樣一是難以準確體現罪刑法定原則 ; 二是賦予法官太大的自由 裁量權,有時難以做到罪刑相適應。
     
    (四)與相關法規、規范不配套
     
    新《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不協調,新《刑法》 規定了侵犯商業秘密罪,而刑事訴訟法沒有針對此類案件的特殊性在訴訟程序中作出特別規定,以防止權利人的商業秘密因訴訟方式進一步泄露。而事實上權利人恰恰存在這種擔憂。
     
    神州明達
     
    二、完善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立法構想
     
    (一)準確確定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罪名。
     
    罪名的確定應當反映犯罪行為的本質特征 ,罪名是對罪狀的抽象。據此,從商業秘密犯罪的行為表現來看,主要是竊取、泄露、侵占或以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商業秘密 ,刑法只能對上述行為進行治罪 ,因此 ,在罪名設計上可確定一個總的罪名即 “侵犯商業秘密罪” ,在此罪名之下可設立“泄露、 使用商業秘密罪”和“以不正當手段獲取商業秘密罪” ,在此罪名之下可設立“泄露、使用商業秘密罪”和“以不正當手段獲取商業秘密罪”等幾個罪名,這樣設計罪名更利于司法實踐的需要,具有可操作性。
     
    (二)對刺探商業秘密罪的客觀方面,應該盡可能地做出明確規定。
     
    刺探商業秘密罪的客觀方面是指行為人采取不正當的手段,獲取他人商業秘密的行為。對不正當手段,有的國家在立法時 ,表述為“違法的或違背善良風俗的方法”。美國《統一商業秘密法》中規定 “不正當手段”是指盜竊、賄賂、違反保密義務或引誘他人違反保密義務以及用電子或其他手段從事間諜活動 ,雖然這一規定還不很全面和完善,但可以在我國立法上加以借鑒,同時也要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將一些在我國國內較易出現的,如利用職權脅迫他人違反保密義務等情況 ,盡量加以列舉,以便實際部門在司法過程中執行。
     
    另外,在條件成熟時 ,應當以明確的形式對侵犯商業秘密罪的主觀方面、重大損失和特別嚴重的后果加以具體化。如果限于法律條文簡明性的要求,致使法律條文不能通過詳細而周密的文字對罪狀進行描述,將立法原意充分體現的話,則應當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根據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立法原意作出具體解釋 ,以便準確地適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應對重大損失以及造成特別嚴重的后果作出明確的司法解釋,采取列舉式舉出哪一種情況屬重大損失,同時可以確定數額標準,對于造成特別嚴重的后果亦應列舉各種情況。
     
    (三)將罰金作為首選刑種,提高罰金刑在商業秘密刑罰中的地位,以期從經濟上打擊犯罪,更能發揮刑罰的功能與效應。這樣做也符合當今世界懲治經濟犯罪刑事領域逐漸形成的“以財產刑為主,自由刑為輔”的刑事政策思想。同時,對侵犯商業秘密罪中的罰金數額予以明確規定,其數額以商業秘密權利人損失或犯罪人獲利額的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為宜。 三考慮適用資格刑,使犯罪人喪失再犯的條件。
     
    鑒于我國資格刑種類的單一,建議增設“剝奪從事一定職業的權利”的附加刑和罰金易科刑。罰金易科刑是指犯罪人不在指定期限內繳納罰金時,將其拘押在勞役場內強制勞動的換刑方法。日本、 韓國、泰國、瑞士等國刑法均有此制度。這將對改變我國目前廣泛存在的法院判處罰金的被告拒不繳納罰金,致使法院威信下降的狀況有積極的意義。

    (四)對一些侵犯商業秘密行為從重處罰。
     
    應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侵犯商業秘密的,從重從罰 ; 此外,向外國泄露未列入國家秘密范圍內的我國重要商業秘密,致使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遭到嚴重損害的,應當從重處罰。這是由這兩種行為的危害性更大決定的。
     
    (五)建立嚴密完備的商業秘密法律保護體系。
     
    在立法體系上,在將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納入刑事立法之中時,應同時加強民事侵權立法與經濟立法配套工作,建立刑法保護為輔的商業秘密法律保護體系。同時,在其他經濟法律、法規中增設一些關于侵犯商業秘密罪的附屬刑法條款,作為刑法的補充 ,與之相配套使用。
     
    為達到應有的司法效益,首先應完善立法,在刑事訴訟中應增設對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案件不公開審理的規定,以加強對商業秘密的保密。 其次 ,司法部門應注意對商業秘密權利人合法利益的保護 ,充分運用好附帶民事訴訟程序,同時重視民事訴訟、行政處罰程序的銜接 ,盡量為權利人挽回經濟損失。另外,設立商業秘密權專項立法,通過專項立法在法律上確認商業秘密權,對商業秘密法律關系的主體、客體、內容明確規定。在專項立法的同時,保留各部門法中保護商業秘密權的規定。 在專項立法的基礎上對特殊的具體情況分別作出相應的規定,使商業秘密權的法律保護形成以專項立 法為基礎,各部門法為補充的,充分有效的法律保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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