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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一家制藥公司侵犯商業秘密被判賠償352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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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人民法院報
     
    近日,因視覺中國公司將人類首張黑洞照片以及國旗、國徽等圖片標注為版權所有一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成為熱點話題。長期以來,浙江法院著力破解知識產權保護舉證難、賠償低、周期長等難題,重點解決“維權成本高、違法成本低”這一突出現象,力求用判決體現知識產權的真正市場價值。
     
    北京神州明達
     
    審理難?探索新類型涉網案件審理規律
     
    隨著互聯網技術發展和商業模式創新,涉網知識產權案件數量大幅度提升,新類型知識產權糾紛也不斷涌現,審理難度不斷增大。
     
    微信朋友圈中發布信息是否構成專利法意義上的公開?能否作為抗辯依據?類似問題,不僅給審判實踐帶來疑惑,也讓“門花”的外觀設計專利權人羅某困惑不已。
     
    羅某以永康興宇、浙江司貝寧公司制造、銷售、許諾銷售的產品侵害其“門花”專利權為由,提起訴訟。兩被告抗辯稱,早已有人在微信朋友圈中發布該“門花”圖片并銷售。
     
    此案經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法院查明,涉案專利申請前,羅某的妹妹是羅某公司的職工,曾在朋友圈中發布“門花”圖片,其在微信朋友圈中的個性簽名內容亦為“精品鑄鋁門花,追求藝術品位。歡迎選購,搶購電話……”另一涉案微信用戶也是從事門業生產經營的同行。兩位微信用戶都未對朋友圈發布圖片的可見時間和范圍進行限制。
     
    法院認為,在微信朋友圈發布圖片是否構成專利法意義上的公開、能否作為認定構成現有設計抗辯的依據問題,不能簡單一概而論。一般而言,在朋友圈發布信息尚不足以構成“公開”,但是如果在案證據能夠證明所涉朋友圈系用于產品營銷,相關產品已進入市場,或者微信銷售方不拒絕他人添加好友,不限定公開范圍的,應當認定相關信息已經“公開”。為此,駁回羅某的訴訟請求。
     
    “與籠統地認為朋友圈信息不能作為現有設計抗辯依據的觀點相比,此案判決更符合當前朋友圈功能已從私人交流擴大到產品營銷的客觀實際,也能夠遏制將他人在先設計申請為專利的不當行為。”浙江高院知識產權庭庭長蔣中東說。
     
    據了解,浙江法院去年新收和審結涉網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15625件、13227件,分別是上年的2.6倍、2.4倍。其中涉網專利權案件占比最高,共3196件,占專利案件總數的64.50%。浙江法院充分尊重互聯網領域自身特點,積極探索涉網新類型案件的審判規律,為互聯網領域知識產權保護貢獻浙江智慧。
     
    當前,大數據產業已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蓬勃興起的新產業,但涉及數據權益的立法闕如,相關主體的權利義務處于不確定狀態,對于知產審判工作是一大挑戰。
     
    在杭州鐵路運輸法院審理的一起不正當競爭案中,淘寶公司開發的“生意參謀”數據產品,為網店商家提供大數據分析參考。被告美景公司以提供遠程登錄已訂購涉案數據產品用戶電腦的方式,招攬、組織、幫助他人獲取涉案數據產品中的數據內容,從中牟利。法院于2018年8月16日判決:美景公司立即停止涉案不正當競爭行為并賠償200萬元。
     
    此案獲評浙江法院去年知識產權十大典型案例。浙江高院認為,該判決確認平臺運營者對其收集的原始數據有權依照其與網絡用戶的約定進行使用,對其研發的大數據產品享有獨立的財產性權益,并妥善運用反不正當競爭法原則性條款對私自抓取他人大數據產品內容的行為予以規制,大大增強了大數據產品研發者的創新動力和投資意愿,也為相關立法的完善提供了可借鑒的司法例證。
     
    神州明達
     
    舉證難?探索符合知產特點的訴訟證據規則
     
    損害賠償計算難一直是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實踐中的難題,據了解,90%以上的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以法定賠償方式確定損害賠償數額。蔣中東說:“這既受制于權利人提交的證據材料不足,也存在法院對證據‘三性’和證明標準把握過嚴,傾向于以法定賠償方式簡單酌定賠償數額。”
     
    為破解舉證難,去年11月,浙江高院制定下發《關于加強知識產權審判領域改革創新的實施意見》,該意見要求,根據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特點和舉證難易程度的不同,靈活運用舉證責任分配、舉證妨礙推定、文書提供命令等證據規則,適當降低權利人舉證難度;引導當事人積極全面、誠實地提交證據,對于有故意逾期舉證、抗拒證據保全、隱匿毀損證據等行為的,依法給予程序和實體制裁;加大案件事實查明力度,正確處理當事人舉證與法院依職權審查核實證據之間的關系,積極推行律師調查令制度,充分發揮律師在調查收集證據中的作用。
     
    去年全省法院共受理訴前證據保全申請70件、支持69件;受理訴中證據保全申請135件、支持120件,支持率達88.89%。
     
    在“ROBAM”“老板”系列商標維權案中,老板電器公司、杭州老板實業集團以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為由,對香港老板電器等五被告提起訴訟,請求連帶賠償經濟損失1000萬余元。
     
    一審法院認定,五被告行為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但對于賠償數額,由于被告不認可權利人提交的www.roband.net網站公布的ROBAND產品的單價和月銷量,也不認可權利人提供的利潤率,在權利人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證據的情況下,法院認為,不宜以此確定侵權人獲得的利益,而應適用法定賠償方式認定賠償數額,判決五被告賠償165萬元。
     
    浙江高院二審認為,一審法院在計算因侵權獲利時對權利人提交的ROBAND產品2014年、2015年的銷售出庫單未予評述和考量,存有不當。該出庫單系被告在另案中提交,且被訴侵權人在此案中認可其真實性,故該份證據應當作為認定賠償數額的事實依據。二審法院通過審查侵權網站標價、上市公司年度報告等在案各項證據,查明或推定侵權產品銷量、售價、利潤率及侵權期間,最終以侵權獲利的計算方式全額支持了權利人1000萬余元的訴訟請求,充分彌補了權利人因被侵權受到的損害,實現了知識產權損害賠償與市場價值的契合。
     
    為及時總結涉及第三方電子存證、區塊鏈等新類型電子證據的舉證認證規則,浙江作出全國首個涉及區塊鏈存證的判決,受到業界廣泛關注。今年,浙江高院將在去年重點調研課題的基礎上,制定《知識產權電子證據審查認定指南》,指導全省審判實踐。
     
    賠償低?探索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條件
     
    在知識產權維權實踐中,“賠償低”是當事人反映較為突出的問題。為破解難題,浙江法院貫徹損失填平原則,充分彌補權利人因被侵權遭受的損害,細化知識產權侵權損害法定賠償考量因素,厘清各考量因素之間的關系及其對賠償數額的影響,探索創新“司法層次分析法”等適用法定賠償方式的新思路、新做法,提高損害賠償計算的規范性和合理性。同時重視加大源頭侵權、重復侵權、惡意侵權和規模侵權行為的賠償力度,積極探索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條件,實現以補償為主、以懲罰為輔的雙重效果。引導當事人通過鑒定評估的方式確定損失數額,提高損害賠償計算的科學性和可預期性。
     
    據了解,浙江法院一審高標的額知識產權案件數量增長迅速。去年一審訴請500萬元以上的案件數為144件,同比增長35.85%,一審訴請1000萬元以上的案件數為74件,同比增長48%。去年全省以判決形式審結的案件中,共有30起知識產權民事案件判賠額超過100萬元。在一起重大侵害技術秘密糾紛,所涉維生素E中間體的工藝流程和專用設備具有很高的商業價值,訴訟標的額高達5100萬元。
     
    福建一家制藥公司為開展維生素E生產項目,向新和成公司員工俞某購買技術信息,俞某遂將其在工作期間接觸到的技術信息以60萬元的價格出售,并跳槽至該公司擔任副總經理,將其原公司接觸到、竊取到的技術資料用于研發、生產中。
     
    一審法院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從海關和稅務部門調取的被訴產品銷售數額,乘以權利人相應年份的產品毛利率,再乘以關聯刑事案件評估報告認定的涉案技術在整個維生素E生產工序中的泄密比重51%,由此計算出侵權所獲營業利潤。在此基礎上,考慮到被告侵權惡意明顯,侵權情節及后果嚴重,并存在不誠信訴訟、拖延訴訟行為等因素,在充分彌補權利人損失的同時,突破性適用懲罰性賠償,依法對惡意侵權行為予以制裁,判決三被告連帶賠償經濟損失3522萬元。
     
    據了解,這是全國首例在商業秘密案件中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案件,也是目前判賠數額最高的商業秘密案件。
     
    周期長?繁簡分流+臨時措施提升司法救濟及時性
     
    在知產訴訟中,不少企業坦言,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官司打贏了,市場也耗沒了。審理過程過于漫長,也是知產維權的不可承受之重。
     
    去年,浙江法院新收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28276件,審結25549件,分別同比上升27.37%和21.84%,收結案數量占全國總量的10%以上,連續多年位居全國第三,僅次于廣東和北京。
     
    在案多人少矛盾的現實困境下,為破解“周期長”難題,浙江法院積極推進繁簡分流,在去年審結的知產民事一審案件中,共有11520件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同比上升62.90%,占一審45.09%;19462件以錄音錄像方式記錄庭審過程,同比上升120.28%,庭改適用率達76.18%;4438件適用簡式或簡化裁判文書,有效縮短了審理時間,提高了審判效率。
     
    針對因管轄權異議多、技術鑒定多、中止訴訟多,導致知識產權訴訟周期過長的問題,浙江高院要求充分考慮鑒定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要求一般只有在窮盡其他方式仍難以查明技術事實時,才采取鑒定方法解決專業問題。嚴格把握中止訴訟的條件,減少因行政確權進入中止程序的案件數量。借助“移動微法院”、網上法庭、ODR等平臺開展電子送達、異地開庭、遠程調解。探索基于“兩表指導、審助分流”的知識產權案件快速審判機制,庭前指導當事人填寫《訴訟要素表》和《有效抗辯釋明表》,庭審中主要針對兩表中的焦點問題進行審理。提高當庭宣判率,對不適宜當庭宣判的案件,要明確開庭后作出裁判的合理時間。明確不適宜調解案件的負面清單,糾正以調解或者和解不當延長審限的做法。
     
    與此同時,浙江法院還積極運用臨時措施制度,提高知識產權司法救濟的及時性和便利性。去年申請訴前臨時措施的案件共77件,72件得到支持,并與侵權訴訟案最終侵權定性一致。申請訴中臨時措施的案件共1241件,1010件得到支持,并與侵權訴訟案最終侵權定性一致。其中,申請訴中行為保全的案件2件,全部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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